民間借貸合法利率不宜“一刀切”,專家建議分類設定

發布時間:2020-08-04 點擊數:50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到,為了促進金融和民間資本服務實體經濟,要修改完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

在中國,民間借貸歷來是借貸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正規金融機構借貸的必要補充。很多難以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中小企業,轉而求助于民間借貸。也因此,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擬大幅度降低的消息受到廣泛關注。

目前,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設有24%和36%兩道線。事實上,關于民間借貸利率紅線的劃定一直頗具爭議。

有觀點認為,當前利率標準太高,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應適當下調民間借貸保護利率。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鞏富文在提案中建議,將民間借貸保護利率上限從24%降低至年利率12%-15%之間;但也有觀點認為,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并不能達到“促進金融和民間資本服務實體經濟”的目的,甚至很多中小企業可能會面臨更加嚴峻的融資環境,以及事實上更高的借款成本。

7月27日,在“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與市場化消費振興”的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彭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燕、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趙磊、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繆因知等專家積極建言。專家們普遍認為,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不宜一刀切,而應該分類處理。

 

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需多管齊下

現行的民間貸款利率司法保護被稱之為“兩線三區”。

其中“兩線”是指24%和36%兩條紅線。具體來說,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三區”則是指三個司法區間。保護區——借貸雙方約定的年利率未超過24%;無效區——年利率超過36%;自然債務區——年利率為24%至36%,若當事人起訴要求法院保護,法院不予保護,但當事人自愿履行的,法院也不反對。

在實踐的過程中,有觀點認為上述司法保護標準太高,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但是,未來的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會降低多少?目前官方并未公布具體方案。

薛軍認為,如果《意見》中關于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被修改,將中國的司法體制所保護的民間借貸的最高利率大幅度降低,那么可能迫使借貸市場中的大量資金退場,那些迫切需要資金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以及其他市場主體,可能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融資環境,以及事實上更高的借款成本。

繆因知表示,要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不只是司法機構一家的任務。

繆因知認為,事前要拓寬資金供應,特別是源于經營較規范的正式金融機構的支持,要防止國有企業過度占用金融資源,擠壓民營經濟;事后則可以從規范債務催討行為予以著力,倘若債權人不能對債務人開展無所不用其極的“超限戰”,那高企的約定利率也不會導致債務人“家破人亡”或沖擊社會秩序。債務人還能反過來與債權人達成債務的重整與和解。此外,個人破產制度也需要加快推進,促進企業家和其他人的更新自救。

趙磊則提出,要充分保障契約自由,在法律關系上,民間借貸屬于借款合同,剛出臺的《民法典》專門規定了借款合同問題,其中第六百八十條第一款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但是,如果當事人對約定的利率沒有重大誤解,且沒有違反國家強制性規定的,司法機關過度救濟反而會引起欺詐或者居心不良的行為。實踐中,也存在司法保護失衡問題,債權人利益保護不足,賴賬現象特別嚴重。

 

不宜一刀切,建議分類處理

如前所述,民間借貸利率紅線的劃定一直頗具爭議,司法保護的利率上限究竟定為多少才合適?

彭冰從境內外利率管制的不同視角出發,介紹了美國和香港的做法。彭冰介紹,盡管很多國家和地區在法條上仍然保留有利率管制的條款,但范圍有很大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區分了以公司為借款人的商業借貸和以自然人為借款人的消費借貸。原因在于自然人被認為很多時候會因不理性而過度借貸、掉進高利貸陷阱,所以需要對其進行保護。

以美國為例,雖然很多州在立法規定高利貸會構成犯罪,但針對的都是消費借貸,而非商業借貸;另外,香港的《放債人條例》雖然有利率管制,但豁免貸款的范圍非常廣泛,基本上將商業貸款排除在外。這是因為《放債人條例》的目的是保護弱小的借款人;在商業貸款領域,債權人和債務人相對平等,不需要特別保護。在商業領域,《放債人條例》對債務人的過度保護反而會造成借貸成本高昂,不利于商業活動。

因此,彭冰認為,對利率的管制,不應是從民間借貸和金融機構借貸區分,而應以消費借貸和商業借貸進行區分,這樣相對來說會更合理。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改委的目的是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其實針對的就是商業借貸,而不是消費借貸。

劉燕從中國借貸歷史的維度進行了相關介紹。劉燕回顧,在民國時期,民國政府是在大規模民間調查后得出結論,超過20%的利率是高利貸。她建議,在制定制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時,需要進行民間大規模調查加以參照。

此外,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發布《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將公民之間借貸區分為生活性借貸和生產經營性借貸,要求生活性借貸利率不得高于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兩倍,生產經營性借貸利率不得高于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從學界的研究來看,利率水平分類處理應該是基本思路,而不應“一刀切”。

劉燕指出,放貸目的、期限、金額、地域以及其他法律輔助手段帶來的維權成本高低與利率水平都密切相關,放貸人面臨的后果完全不同,“一刀切”會導致資信不好的人難以借到錢。

在劉燕看來,分類處理的做法可以區分生活性借貸和生產經營性借貸(即前文所說的消費借貸和商業借貸)、短期和長期借貸、大額和小額借貸、發達和欠發達地區借貸、有登記有擔保借貸和信用借貸等等。

其中,消費借貸和商業借貸是最基本的區分。在此基礎上,民間借貸在放貸期限上的特點是有大量的短期借貸,且期限越短、利率越高,但期限短時借款人可能還覺得能接受;同樣的,小額借貸由于數額小,對利率的敏感度也低于大額借貸;此外,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民間借貸利率水平也應該不一樣;無登記、無擔保等規范手續的借貸,相比有登記有擔保的借貸,意味著未來維權成本會更高,出借利率也會更高。



《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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